樊建川的父母都是军人,所以他说自己骨子里面,流淌着的是行伍的血液。1957年出生的他,从小就野,儿时在金沙江边游泳、扎木排,甚至游到对去面偷人家的南瓜,差点被农民用鹅卵石砸了。父亲从小就教育他:“做人要有一股子拼劲儿,一人一条命,是用来拼的!”每次他跟小玩伴儿打架,父亲不帮忙,抄手在旁边看,打赢了还奖励他。
狠、拼、坚韧, 彻头彻尾的冒险主义者。 “打仗哪有百分百的把握?我爹从小就是这么对我说的。”1975年,樊建川高中毕业,到宜宾县日成公社当知青,拼命劳动,饿晕了两次。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,原本近视的他,毛遂自荐去当兵,第一次违规通过了检查,结果被刷了下来。他不甘心,直接找到当时的首长,给人家写书法、吹笛子,首长点点头:“行!你小子来吧!”这下子,在冬天零下40℃的内蒙古,樊建川一驻守就是两年半。
全国高考恢复后,樊建川看到了命运转机,复习资料,备考军校,全军80人报考,却只招1个。樊建川心里也打鼓,那么多人考,凭啥自己考上?不管那么多,拼了再看!结果如愿考上西安政治学院,毕业后,进入重庆三医大教书,这一教,又是8年。可他天生就不甘平庸,当个大学老师,多少人羡慕,樊建川却觉得这工作一眼到头,“我都看得见自己是怎么老的了。”很快,命运又眷顾了他一次,让他步入仕途,34岁就当上,宜宾市常务副市长。
樊建川还是不满意,原因是工资太少了!当时他曾以副市长身份,参与了一次夜市摆摊活动,为的是亲身体会市场经济,还引起宜宾市一阵轰动。不体验不要紧,这一体验,樊建川的眼光就更远了。即将升任市长之际,他主动辞职,下海经商。1993年,他跟朋友凑了笔钱,合伙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,带着家人辗转到成都,蜗居在很小的房间里,女儿都只能睡沙发。樊建川破釜沉舟,贷了巨款,修的房子却只靠关系卖了一户。熬了大半年,朋友们都傻了,他自己也感到山穷水尽。
但就在这年11月,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,国务院召开第三次房改方案,要求单位不再提供福利房,房子将由商品房为主导。被“置之死地”的房产公司,转眼间让樊建川掌握了主动。双流机场需要一个完整小区,樊建川就此挖到了第一桶金。凭着天赋和诚信苦干8年,等到2001年的时候,他把企业做进四川省前10名,登上中国富豪榜前200名。他赚得盆满钵满,在成都市最繁华的地段,不仅拥有自建的商品房,还有办公楼、商铺、加油站…这时,他的梦也活了!
当初辞职市长,樊建川嫌工资少,主要因为不够支持他收藏。父亲被关“牛棚”的时候,樊建川每天收集小报、传单,一部分拿去给父亲看,另一部分自己收起来,想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,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,他有了收集报纸、书信的习惯。在西安读书,有条古玩街,他也常去闲逛,跟着懂行的,收些才子佳人、风花雪月的东西。后来,他觉得那些东西没意思,因为是军人,对抗战前辈有敬意,想用自己的方式去纪念他们,开始收集各种跟抗战相关的东西。
樊建川到处捡破烂,人家不要的东西,他当成宝贝一样带回去。尤其是去了老村、老宅,看到堆在一起的旧垃圾,他就忍不住上前扒拉,缠着人家问家里还有没有。那时候,他还没什么钱,一家人周末出去逛街,答应好给妻子买裙子,半路看到想要收藏的勋章,笑嘻嘻扭头跟妻子说:“先把钱借我,下次给你买。”为了收藏,连饭都可以不吃。赚到钱后,樊建川甩开膀子,只要看中的东西,马上就买。有次,他在塘沽看到有人砸碉堡,就问:“兄弟,这碉堡谁修的?”一听是抗战留下的,他赶紧付钱,愣是把50吨的碉堡运回四川。
1999年9月,樊建川申办成立建川博物馆,主要是为了以博物馆名义买文物,避免一些法律上的纠纷。对于修建博物馆,他并没有信心。“博物馆是神圣的,高不可攀,我怎么可能私人建一个呢?”2001年,在卢沟桥抗日展馆参展,他把自己的藏品带到北京之后,国家文物局的人看了吓了一跳,当场14件展品被鉴定为一级。樊建川回家一拍大腿:“建!”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:“文物捐给国家就可以了嘛,没有必要掏钱搞这事。”可是樊建川已经铁了心,一个民族要有记忆,历史是绝不能被遗忘的。“四川有两千家房地产开发商,少我一个没关系。中国13亿人,12.5亿都该过平淡正常的生活,但也该有人挺起脊梁,敲响警钟,我就想做一个敲钟人。”
不但要建,一规划就是500亩!他四处去找这块地,人家一听,就觉得是骗子:“哪有花500亩建博物馆的,你小子是来圈地修房产吧?”最后,只有大邑县信了樊建川。朋友听说他来真的了,一个劲儿骂他:“你傻啊,非要把钱砸在这件事上,博物馆就是个无底洞,你这是准备当烈士?”樊建川不管别人的意见,卖掉了办公楼、商铺、加油站,把资金全部投到了博物馆。手续办完,开工已是04年11月,他却又给自己定了个目标:“2005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,这是一个甲子,是个大事,必须在8·15时开馆!”
一个战士写道:不灭倭寇,誓不生还。9个月建5个博物馆,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地方,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,修出这么庞大的博物馆。但血液里的军人战斗气质,让樊建川再次透出一股狠劲儿。每个馆工地上,立着倒计时牌,他睡工地,在建材上打盹儿,天天在建筑工地上骂人,这边装电梯,那边装玻璃,顶还没有封,就开始布展柜…15日开馆,三天前都觉得不行,硬是被他连战三天,拼下来了!2005年8月15日,展现中共抗战的“中流砥柱馆”、反映国党抗战的“正面战场馆”、纪念美国援华的“飞虎奇兵馆”,“不屈战俘馆”“侵华日军罪行馆”,经6个部委专家组严格审查,全部合格,正式开展!
樊建川收藏之庞大,简直令人瞠目结舌:手写资料30吨、书信40万封、日记一万五到两万本、像章百万枚,800余万件藏品,每件藏品都是樊建川亲自经手,经鉴定的国家一级文物有153件。能在博物馆中展示的不过百分之一。第一批5个展馆落定后,樊建川再接再厉,建成“川军抗战馆”“中国壮士群塑广场”“抗战老兵手印广场”“援华义士广场”等系列场馆。如今,这里已经是中国最大的,“博物馆聚落”——30个分馆,由30个世界一流设计大师设计,总占地500亩,超过1000万件藏品。30个博物馆里,抗战记忆被激活了,那段沉重的历史有了血肉。每年100多万人次进来,几乎都是流着泪离开。
2005年7月,天津一个朋友打来电话,给樊建川提供了一件宝贝,那就是著名的《荻岛静夫日记》。为了拿到抗日珍贵史料,樊建川当即就飞往日本,以高价拿下这本罕见的日记。荻岛静夫日记用文字、图片,详细写下1937-1940年日军侵略实录。而且,荻岛静夫的职务是火化兵,专门就是焚烧尸体的,对诸多侵略事实详尽刻画,这让日记显得更加珍贵。
为了纪念美军对抗战的帮助,纪念牺牲在中国的4000多人,樊建川特意修建“援华美军馆”,为了寻找一架坠毁的飞机,多次爬上3970米的汶川宝顶山,终于在震后将飞机残骸找到。此外,他将248位飞虎队员照片,一一浇铸成瓷板像,挂在馆内。多年后,美国空军老兵罗比特,来到援华馆前,问道:“这里都是美国的老兵吗?”樊建川点点头说是,白发苍苍的罗伯特,当即嚎啕大哭。
这样的画面,同样发生在“壮士群塑广场”,约3000平米的中国地图上,200多位抗战名将、烈士的铁像,站在他们战斗或牺牲过的地方,一眼望去,令人肃然起敬。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,父亲牺牲时她年仅两岁。就在广场揭幕的那一天,在壮士广场看到父亲雕像时,她泪如泉涌,抱着雕像痛哭:“爸爸,让我抱抱您!”
更为令人震撼的地方,就是“抗战老兵手印广场”,手印广场一排排玻璃上,印有4000多名抗战将领,或老兵的鲜红手印。为取这些手印,樊建川跑遍全国。大家可以看到那些手印,许多都已经五指不全,多是被飞弹损毁的。
在这些手印里,其中一枚属于张朗轩老人。他是一位川军老兵,在1938年参加藤县保卫战。那是一场极为惨烈的战役,5000人基本上都阵亡了。张朗轩老人幸存回川,为了纪念抗战川军烈士,成都市人民公园立着一块碑,英朗的战士以老人为原型塑造。但60多年来,老人只字不提,甚至连家里人都不知这件事。
樊建川知道张朗轩老人后,一定要将老人的手印印上。老人也为他积极呼吁,多方寻找当年抗日老兵。哪料到,广场建成之前,老人突然辞世,樊建川悲痛无比,为完成老人生前的心愿,在太平间印下了僵硬的手。这样的手印,还不止一个。
30个博物馆,樊建川最不愿去的,就是“战俘博物馆”。这是全世界唯一一个,为战俘修建的博物展馆。樊建川的父亲参加抗日,曾一度被俘,留下了心结。当时被俘的战士被杀害后,他们的亲人都觉得不光彩,即便活下来也会受到歧视。“因为觉得做俘虏是个污点。这些人一生可能就一张照片,那就是被杀之前日本人拍摄的,他们死了,亲人还不敢说,这是个几百万人的大群体啊!就这么被忽视、被遗忘了!想想就让人心酸。”在日本,樊建川曾用一段时间,买下市面上所有的战俘照片,最终将它们带回国建馆。在战俘馆曲折的回廊里,无数流亡异乡的忠魂得到安放,那一张张黑白面孔,记录的是中华民族的血泪。以色列驻华大使进馆参观后,为樊建川写下一段话:“这是一个平凡的人,干了一件伟大的事,他留住了一个民族的苦难。”
为了博物馆,樊建川把赚来的钱,一分不留全都投资进去。光利息一年就是7000万!十几个亿,说砸就砸了,他自己的生活,却越过越简朴。他穿几十块钱的衣服,抽二十多块钱的烟,吃十几块钱的外卖。无论是做节目、访谈、签售,他都穿馆内自制的宣传T恤。“我下决心建博物馆时,朋友苦劝说,让一个人完蛋,吸毒;让一个企业完蛋,建博物馆。投资是永远收不回来了,但我要求通过运营维持生计,毕竟这里有500多名员工。”于是他在馆内结合文创产业,提供一些休闲配套服务。还是不够,他就写字卖钱,“一幅字,无论大小10000块,为了博物馆,我就是这么不要脸!”通过樊建川不懈地打拼,现如今,建川博物馆聚落,实现每年近2000万元的盈余。整体估值高达80亿天价!
但樊建川决定,死后,博物馆捐给国家。他只有一个小女儿,未必会对此感兴趣,就不如交给国家。很多人都夸他说:“你也太了不起了,80个亿就这么交给政府。”他说:“不是我了不起,我仅仅是做,做算什么啊?让博物馆一直存在下去,才是一个浩大的工程。我只用花几十年的时间而已,但保存,就要几千年!”樊建川发自内心地期望,这些珍贵文物可以被好好照顾,因为这是历史的见证:“一个人要成长的话,你的记忆一定要健全,一个民族要成长,记忆也一定要健全。”
2008年,美国布莱恩大学,授予樊建川名誉博士学位。终身教授杨洪推荐时写道:“我体会到一位有民族尊严的人,想为自己国家,甚至世界文化史,留下真实记录的豪迈。”樊建川还在筹备更多的展馆,关于改革开放,关于时代建设,希望在有生之年,建满100个:“现在有房奴、车奴,我是馆奴。我愿意一生为博物馆做奴隶,只要是能建够100个,马上死都可以。”
对于丈夫的遗赠,妻子用一个星期的时间,理解了樊建川的苦心,签字同意了他的遗赠计划。但是另一份遗嘱,坚决不肯签。樊建川要把遗体捐给重庆三医大,希望用自己的皮,绷一面军鼓,放在博物馆里。“谁要敲一下,我就在声控电视墙上给他唱首歌,他必须给博物馆捐1000元钱。我死了,还能给博物馆做贡献。”樊建川每天用手在身上拍打:“医生说有助于皮、脂分离,还提醒我注意不要生疮。”多少人忌讳提到的死亡,他说得却格外轻松。
《论语·里仁》有言: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。”一个人最闪耀的价值,无非是为真理、正义事业而死。樊建川就是这样一个人。为了激活一个民族的记忆,为了保留一个民族的记忆,为了延续一个民族的记忆,他舍弃了一切财富、名誉,甚至看淡了自己的生死。
这样的事如果不崇高,还有什么事情是崇高的?他简衣素鞋,粗茶淡饭,日夜不休,以苦为乐,却比身价万亿人更富有、更幸福。一个屹立不倒的民族,不但能穿越动荡年代的苦难,还要能在和平年代播种希望!樊建川就是那个把火种,播向中华大地的人!
-end- |